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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访谈，曾是我熟悉的行业和领域，尽管自己所做学术访谈不多，但阅读学术口述史却不少。从当年读历史学家唐德刚译注的《胡适口述自传》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），到本世纪看刘绪源的李泽厚2010谈话录《该中国哲学登场了？》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版）和2011年谈话录《中国哲学如何登场？》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6月版），中间还有查建英、马国川等访谈集，呈现的皆为上乘的学术口述史。只要是访谈，无论什么结构化、半结构化、非结构化，一切访谈的基础，即使做的不是人物访谈，也都要从“访谈人物”开始。学术访谈的人物，一般为学术中的人与事。访谈时，访谈者针对特定对象、事件或问题展开，提出问题都要紧密围绕预设主题进行，说这是访谈的

　　此学术访谈称之为“大型”，一是规模大，访谈人物众多，为研究童庆炳先生一人而访三十人，而且三十人皆各方翘楚、学界精英；一是课题大，不因童庆炳先生是赵勇自己的业师，而是要通过业师一人，“勾连出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文艺理论的风云变幻”，深度挖掘人物思想与事件内涵，同时“让许多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浮出水面”。所以，当赵勇教授访谈这三十人时，“首先是侧重于轶闻趣事的发掘和历史细节的打捞，因为发掘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边缘性的‘轶闻趣事’（anecdote），打捞碎片化的历史细节，是新历史主义‘历史文本化’的重要举措。”他认为，“新历史主义者相信，这些小文本往往能更尖锐地揭示特定时代的权力运作、文化焦虑和社会张力，成为撬动宏大叙事的支点。”所以，他做访谈的初衷是，想把“撬动宏大叙事”的方法运用于实际操演的访谈之中，呈现文艺理论界的小文本、小掌故、小历史，从而为高头讲章类的文艺理论大历史提供一种补充。

　　“老三届”指的是在1966年、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三届初中和高中学生。由于特殊历史的原因，他们既没有按时毕业，也没能继续升学。到1968年底，这些中学生才陆续奔赴农村，赶赴边疆，成为首批“上山下乡”的“知识青年”。“新三届”是相对于“老三届”的说法，指的是恢复高考后入学的1977级、1978级和1979级三届大学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“新三届”里有很多“老三届”。在恢复中断了12年的高考后，他们又有了报考大学的机会，实现了一度破碎的大学梦。（P8)

　　无论是导语还是序，都在引导着我抓紧时间把这本书读下去，甚至是引诱着我去找出一睹为快的人物或篇章。目录纲举目张，我双目如灯寻找最爱篇章。仅凭篇名，《吴稼祥 不能被重复的一代》这一篇，早在去年5月5日就从一个仅八人的小群里认真读过。整个篇目纵览下来，想必“后记”不会再留有后手，反而成了前路灯火，提醒读者各取所需地读取自己最想看的篇页。整整28页的后记，我一口气读毕，不仅帮助我“寻找时代的精神路标”，而且告诉我哪些北大人能容易共情，让我最想去阅读、了解、体悟。整部访谈录，由北大“新三届”十九位受访者的口述史组成，全景式地呈现了每一位受访者丰富完整的人生，堪称“受访者外传”。每篇访谈录，由受访者人物小传、采访手记、口述实录和访谈对话共四个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。

　　紧接着，“采访手记”部分以《把海倒进杯子》为题，用灵动的笔触描写了五岁失恃的吴稼祥，如何在“敬畏和感恩”中度过七十岁的人生，真正懂得了“把海倒进杯子”的题中之义：“这本随感录中的每一段文字都是一只精美的杯子，里面盛着思想的海洋。我敢说的是，倒空人生的杯子，把海洋倒进去也不满溢，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人格追求，也是本书的一个梦想。在现实中，我们看到另外一些杯子，装了一点水，就觉得自己很浩瀚，只想和伟人干杯。有的杯子牛得很，自以为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可以装得下世界上所有海洋。海倒下来，它被淹没，周围一片泛滥……”(P129)

　　在“人物小传”所列吴稼祥主要著作中，《把海倒进杯子》确实是一本有理趣但并不轻松的书，尽管一次“一小杯”，也令人不断回味，因此采访者十分认同而移用书名作了标题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发行的《公天下（第一卷）》，在六年后的2020年5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增订版。用生命写出的《公天下》,毫无疑问是吴稼祥的代表作。吴著还有一册，应是其代表作之一，我曾读得十分认真用功，也获得不少教益和启发，即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6月出版的政治学理论著作《果壳里的帝国》。这本书公认有三个方面的理论贡献：

　　这一“人物小传”之外的补充，算不上知新，真的知新则是按《梦起燕园》后记的提醒，我又集中细读了本书受访者中年龄最大者彭吉象（1948年生，哲学系78级，上大学时年龄已30岁）“艺术教育的开拓者”、年龄最小者林义相（1964年生，经济系79级，上大学时年龄15岁）“用跨越东西方的理论建言资本市场”、本书主编“之一”谢思敏（1956年生，法律系77级）“户籍警考上‘法学黄埔一期’”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彭练矛（1962年生，无线岁）“追求极致的科学家”。

　　通过对杨利川、海闻、吴稼祥、彭吉象、林义相、谢思敏、彭练矛等七位北大“新三届”口述史的阅读学习，我的印象如编写者一样直观而深刻：他们聪明又刻苦，多贵人相助，师生情谊深，他们脚踏实地，开拓进取，务实创新，他们善于规划并坚持长期主义，即使有的年轻时曾受家庭阶级成分困扰，但个个都有家国情怀。这七人中，只有杨利川一人没有海外留学或游学的经历，其余六人都像谢思敏说的一样：“从来没有想过不回来，若想不回来，我反而要找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，我没有找到，于是我回来了。”（P530）话越朴素，事越真实，情越深厚。

　　历史学者王笛既从“历史的微声”里倾听“显微镜下的成都”及其“那间街角的茶铺”里发出的绵绵絮语和声声叩问，也不抵牾从“中国纪事”出发“跨出封闭的世界”这样的传统宏大叙事。只要是中国的，无论“纪事”还是“微声”，在他心中一样重。一味地宏大叙事，大多时候只见历史表面的旖旎风光，根本看不到历史深处的刀光剑影，更看不到历史褶皱的笑里藏刀。只有采用微观史方法，聚焦普通人或杰出者的生命经验，通过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个案研究，像赵勇教授为研究童庆炳先生一人而访三十人，像北大“新三届”同学访谈录重点访问十九位同学而“在这张与个人成长相关的社会关系图谱上，具体展现的家人、老师、同学、领导、同事、朋友、邻居、合作伙伴等，总量至少达到500人”（P517），从而尽显“小文本、小掌故、小历史”的精彩迷人，才会为家国情怀的叙事打下感人的认知基础。

　　本书不仅有情感价值，而且还有历史价值和精神价值。其价值不止于一代人的个人“情感回忆”，而是因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大，“五四精神”的核心是家国情怀，在受访的这一批北大“新三届”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。举两个具体的例子。十九位受访者中年龄最小者、金融家林义相（1964年生），“一个本色的浪漫主义者”（P433），1979年年仅15岁，从农村考进北大，后赴法国留学，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·阿莱（Maurice Allais）的青睐，获赠其得诺奖前的全套学术研究讲义，而且是1942年用老式打字机打出的。在林义相以空间转换一步步走向现代文明的最前沿时，1992年，时任证监会副主席傅丰祥得知他在法国的工作是“炒股票”，于是找到他，希望他回国并加入中国证监会工作。当时，林义相在法国储蓄与信托银行（CDC）管理着一只75亿美元的基金，年薪高达30万美元。听到召唤，1993年夏天，他正式成为中国证监会的首位高级专家。在法国工作的中国女友看到他去意已决，大约半年后也跟着回国，并与他喜结连理。“追求极致的科学家”彭练矛1983年通过李政道先生主持的科研项目赴美，1988年获博士学位。1989年和1990年，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可信两度到牛津大学看望彭练矛，讨论如何安排他回国的事宜。1994年，32岁的彭练矛结束了10余年的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回国。刚回来时，他的工资每月仅有299元人民币，和英国的收入相差百倍以上。1996年，彭练矛的夫人也辞去了在英国的工作回国，选择在外企工作。彭练矛说，由于外企收入较高，多年来家里的生活质量一直保持较高水平，都靠夫人来维持，让我可以专心做研究。